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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与基层社会改造——以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为考察中心


  来源:《终身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57-65页   发布日期:2020年05月06日

【作者简介】周慧梅,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摘要】1930年代,与学校教育界急于撇清与政治的纠葛倡导“教育独立”理念不同,社会教育界却热衷于政教合一,并与政府机关合办实验区开展“管、教、养、卫”综合实验,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尤具代表性。该实验区以村为单位,以民众基础学校的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了为期六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乡村社会教育实验,不仅在社教落后的中原地带探索出一条利用旧势力发展新力量的基层社会改造之路,还为国民政府新县制推行作了积极尝试。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基地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主导着实验区制度设计话语权,呈现出不同于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布局。

【正文】

  1934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河南省洛阳县吕庙村,“广平的孟洛道上,古典的吕庙村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举行隆重开幕典礼:“到各机关代表及民众共约三千余人,仪式极为隆重,为洛阳乡村中仅见之集会。会场设在吕庙村寨内该区指导处前,指导处内为来宾招待处。内部布置,极为整洁,并有实验民众基础学校展览室一座,陈列该校学生成绩甚多,皆极可观,会场南部为演讲台,除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外,并有各方赠送祝词多副。至场内秩序,完全由吕庙村壮丁队负责维持,村中男女老幼皆参加,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担任大会主席。中央军校主任祝绍周讲演中称“略谓前遭战祸,四民失业,今由乱而治,须实行耕田、种树、修路、凿井一切建设,应以教育为基础”;教育厅代表王海涵讲演强调,“实验区是为民众解决生活问题而设”。以此为起点,拉开了为期6年的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以下简称“洛阳实验区”)“以教育为基础”的基层社会改造实验。

  洛阳实验区由中国社会教育社(以下简称“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以洛阳县吕家庙村附近十余个村庄为实验区进行“管、教、养、卫”综合实验,1940年,三机关合约期满,洛阳实验区为时6年的“政教合一”实验事业,经董事会决议办理结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式实验区风起云涌,社会精英们热衷划定实验区用实验手段寻找、构建及验证其制度设计,“一种制度,必须先经实验和研究认为满意,然后推行”,为争夺话语霸权寻找有力佐证,社会教育界概莫能外。社会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性很强的事业,设立实验区更成为不二法宝,“民教界的人都说要从实验中找到办法来,实验遂成为民众教育的探险灯。……而几年来实验遂成为民众教育界的一个口头禅,动一动就要说实验,动一动就说要用科学的方法找出科学而合宜的途径来。在实施前要有一番实验,这成为民众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思想”。据统计,1935年全国共有大大小小的民众教育实验区193处,而洛阳实验区“实验范围虽拘于中原一隅,办法虽不敢云尽善尽美,但在整个教育学术界,不无有相当之贡献”。近些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洛阳实验区,或以实验区设立看社教社势力的地域拓展,或从政治教育为中心看民众教育实验“与国家共谋”的内在逻辑,洛阳实验区以“点”的形式浮于其中,然其组织架构及技术路线基本被忽略,“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路径被遮蔽。实际上,在实验区顶层设计中,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基地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主导着话语权,呈现出不同于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布局。洛阳实验区的6年实验,不仅在社教落后的中原地带探索出一条利用旧势力发展新力量的基层社会改造之路,还为国民政府新县制推行作了积极尝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义务教育与成人教育共同组成民众基础教育,分别在人事和制度上与乡镇、村街保两级基层政治合流。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对洛阳实验区组织架构及技术路线做初步考察,揭示顶层设计背后的理念来源及价值取向。

  一、洛阳实验区的组织架构

  洛阳实验区开办是在国民政府建设洛阳行都的背景下进行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关系剑拔弩张,一旦战事突起,水陆空便利、临近上海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便危如累卵,为免城下之盟的威胁,在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动议下,国民政府分批移驻洛阳办公。1931年3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以洛阳为行都、西京为陪都”决议,以此为契机,在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直至1935年10月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西北和中原地区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内地的重点区域,“开发西北”“建设中原”呼声此起彼伏,响彻全国,“开发西北,复兴中原,为救中国之新路,而运用社会教育之方法,从下层基础着手,又为开发复兴之最佳法宝。”社会教育界也摩拳擦掌,以社教社为基地,积极谋划,以实际行动投身其中。“钮惕生先生为本社社员之一,对于社会教育信仰深,而提倡亦复不遗余力。自从国都迁移至洛阳以后,钮先生因考试院职务关系,乃对于河南陕西一带的社会情况,有了充分考察的机会,他感觉到这些地方对于社会教育的需要是万分的迫切”。②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回忆,“我回想办理洛阳实验区的动机,还是去年三月理事会中钮惕生先生提议的,同年八月济南年会又通过一个应该设立的议案”。社会潮流的变化亦促使该社实验区的开设,“实验要随潮流而转方向”,“以民众教育来建设乡村,以乡村建设来复兴民族,为先导社会思想之主潮。洛阳实验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力倡导,亦即此种思潮之产儿”。由此可见,“以社会教育来开发中原”是社教社与河南教育行政机关合办洛阳实验区的初衷,亦是社教社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精神内核的体现,洛阳实验区的开办,明确彰显了社教社“趋重乡村工作”的工作转向,以教育改革达致基层社会改造的实验路径由此框定。

  按照合办洛阳实验区办法规定,社教社负责指导“实验区之设计事项”。该社“公推钮永建、赵光涛、王海涵、高阳、陈大白五人组织设计委员会,并推定钮永建召集,余二人于必要时由常务理事推定补充”。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设计者清醒认识到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的利弊,在方案设计时强调行政背后的力量,“因为我们感觉到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本身力量太薄,是非与行政方面联络进行不可的”。“本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与洛阳县政府所合办,在本质上已有政治助力,在实际上亦感着迫切需要,所以政教合一,即为我们事业建设之路线”。由此,三机关会衔聘定钮永建等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董事分常务、专家、地方三类。常务董事由合办单位组成,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洛阳县县长王次甫分别当选,采用值年常务理事制;专家理事由钮永建、赵冕、赵光涛及宋香舟组成;地方董事则由河南省及洛阳县教育行政官员、大学教授组成。董事会聘请考试院铨叙部职员陈大白为总指导员,如表1所示。

  随着洛阳实验区实验的推展以及相关单位的主事变化,1935年董事会组成进行了调整,增设名誉董事(戴传贤,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继,中央党部监察委员;陈立夫,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刘峙,河南省政府主席),为洛阳实验区的事业发展“扯了大旗”;常务董事中齐真如、王次甫被李敬齐(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盛士恒(河南省第十区监察专员兼洛阳县县长)所取代。“此次所聘之董事及名誉董事,或则提倡开发西北,或则热心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区务,今后之能长足进展,当为意料中之事也”。显然,政界人士的身份更为社教社所看重。专家董事增至7位,补充了郑若谷(河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怡柯(山东邹平县县长)和李步青(河南省立开封实验区主任)。地方董事中郑若谷被祝绍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替代,增加尤少铭(洛阳财务委员会委员长)、陈化堂(河洛图书部主任),共同组成了6人组地方董事。从调整后的董事会组成看,常务理事3人中,只有社教社俞庆棠没有变动,显而易见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的常务董事职位仅仅是职务行为,进一步说明社教社主导洛阳实验区的历史存在;专家理事和地方理事中洛阳本土的力量在增加,从侧面说明实验区事业在当地向纵深处推进。

  1934年4月3日,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洛阳中原社会教育馆召开,确定经费三方负担的办法:开办费450元(分筹措和赠送两种来源,前者由钮永建、王次甫各100元、齐真如150元;后者100元由俞庆棠、赵光涛两人负责征集),经费每月350元(教育厅150元、县政府100元、社教社100元),其中社教社负担经费100元中钮永建个人负担50元。“洛阳实验区是一点基金也没有的,要全凭大家一点诚意才能进行,于是钮先生个人先来认捐,中国社会教育社当然也认捐,从而河南教育厅、洛阳县政府,都愿凑钱来办理。”与会其他代表就临时设备自行捐助。与定县、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乡村实验区等相比,经费困难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洛阳实验区的事业。为扩展实验区事业,社教社还曾请求过庚款补助费,“本社洛阳实验区,成立以来,已逾一载,所有实验事业,悉依政教合一之原则,用政治力量与教育方法,以组织民众,培养民力,年来成绩殊有可观。然而实验事业每多为经费问题所牵制,不能顺利进行。近更欲推行强迫征学制建立新教育系统,试办政教合一制等巨大工作,势必有充足之经济助力,不克济事。本社乃援学术机关之例,函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若蒙既允,该区实验事业定有惊人之成就”。未有资料显示该请示是否达成目标。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合设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计划大纲,实验以村为单位教养卫合一的新组织、做学教合一的新方法、民众教育的新系统及乡村建设的新事业,从政治、教育和经济方面推进事业。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洛阳实验区筹备处计划大纲》《洛阳实验区筹备处组织大纲》,聘请陈大白为筹备处主任。会后,按照筹备处计划大纲,筹备处聘定黄理斋、沙居易、金绍武为工作人员,洛阳实验区筹备工作正式展开。为“集思广益,以求事业进展较为完善”起见,特聘请当地热心人士叶振钧等13人组成合办洛阳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义务职),分教育、卫生、农林、水利、村政、道路与社会调查七方面,5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罗稻仙、尤绍铭、陈大白3人为常务委员,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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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看,洛阳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委员囊括了相关领域的行政长官,这样的委员构成保证了工作计划的可操作性,亦有利于推行实验过程的战线联合。为了推进教育改革,随后设立了学务委员会。“洛邑政教各界亦愿热心赞助,现组织设计委员会与学务委员会,为联络外界之枢纽”,奈何“乡村传统观念极深,欲作新的教育实验,一时颇难得社会人士之谅解”。这种困境,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时代表们已达成共识,在“封建社会潜势力量大”的中原,如何将旧势力合理利用为建设新力量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为了“组织农民,推动社会”,洛阳实验区创设乡民公社,成员由年长德硕村民、地方领袖和指导人员三部分组成,主要集中在合作社、诊疗所、书报处和娱乐部四方面事业,并在实验村组织学董会,后将全村保甲长悉数纳入,以便全村政治组织兼学务组织之责,地方领袖以德劝业,以法相持,以期村民怀德畏威,配合实验区各项事业。至此,洛阳实验区内包括董事会、设计委员会、学务委员会和乡民公社、学董会等自上而下的整体组织框架搭建起来。

  二、洛阳实验区的技术路线

  按照合办实验区办法规定,指导处为洛阳实验区核心机构,“先就一村实验,逐渐扩充至全区,凡划入本区范围之村庄,其教育机关统由指导处管理”,“本区区域内人民自治能力增高至相当程度时,经合设机关之同意,应赋予施行自治之机会,并实行政教养之合一,仍由指导处指导之”。对于政教合一理念,指导处主任陈大白专门强调:“我们主张政教合一,并不是以政治力量来统制执行乡村建设事业,因政治力量是强制的、形式的与下行的,使之既久,易蹈被动、硬性与空虚之流弊,过去之村治县政大都如是。我们的政教合一要使政治学术化,教育社会化,以教育为目的,政治为手段,教育力量渗透到乡村底层中;以政治力量为掩护,以补其力之不逮,事业设施之步骤,先以教育方法喻之以理,不成,以精神感化动之以情,又不成,最后运用政治力量绳之以法,以促成事业之建设。”从指导处工作人员学缘看,多为陈氏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如此人员构成,为齐心推进由该院教授掌控着话语权的社教社制定的实验区技术路线提供了坚实保障。

  实验区筹备期间,事务所对吕庙实验村进行村情调查,为实验区技术路线设计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依据。吕庙村地处洛阳县城东北约15里,距本区区公所平乐村约7公里,依据剿匪区保甲制度编制,隶属第三区65保,联保办事处设在该村。132户村民分属于12甲,50.75%属于自耕农,佃农兼自耕农占总户数的28.03%,地主仅4家,占总户数的1.52%。本村土地系黏质壤土,多属坡田,灌溉不便。盈亏户数为73户,占总户数的55.31%;盈余49户,占39.12%;盈亏相抵的12户。全村人口总数755人(其中,13—18岁人数85人,占总人口的11.25%;19—39岁人数为269人,占总人口的35.63%),务农人口占50.99%,做笔、赶轿车为该村农户特种副业(做笔26人,赶轿车15人),妇女占总人口61.45%。该实验村设有县立第22小学和县立女子短期小学各1所,学生70余人(男生40余人,女生30余人)。民风朴实,女子多缠足,村媪多诵读佛经,附近有西吕庙、大杨树等10个村庄围绕。调查者对在村557人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全村共有111名学龄儿童,其中67名在学校学习,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约40%;成年失学者人数最多,占统计总人数的58.17%;而受教育者222人中女子仅16人,占女子总数的4.18%,男女性别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有鉴于此,社教社本着“学校与社教打成一片、从经济设施普及教育和教育组织连锁一贯”理论根据,“使政治与教育合一,完成管教养卫之各种建设”。实验区以乡村基础学校作为辅导村政建设基础机构、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机关,纳儿童、青年及成人于一体,进行军事、精神、知识和职业4种训练,实验政治经济文化3种事业建设。“此种民众基础学校不单是为普及教育之中心,同时亦是推进乡村之中心,其建设程序,村有民众基础学校,区有民众高等学校,除主办农民教育本身事业外,并举办乡村经济、自治、自卫、卫生等之各种建设,逐渐扩张各层之相关结构,组织严密,齿齿相印,机件一动,全局皆活,宛若一开动乡村建设之大机器也。”民众基础学校设有学董会,由全村保甲长及地方领袖担任学董会成员。区内村庄选一适当场所设置一所中心民众基础学校,增设高级儿童班和职业班,前者招收各村初级小学毕业生,以训练其服务乡村兴趣与能力为旨归开设课程;后者开办青年班、成人班,培植其生产智识和技能。中心民众基础学校负有视察、辅导各村民众基础学校之职责,隶属于区指导处,指导员负责设计指导与材料供给。换句话讲,实验区以民众基础学校为普及教育中心、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以此培育民众基础智识,训练其生产技能,从而推进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民族。

  为了将民众基础学校学制系统落到实处,实验区采用了征学制、导生传习制两种实验办法,保证民众基础学校顺利运行。征学制为董事钮永建所创设,仿效征工征兵办法,以最经济的人力物力,运用地方政府力量,要求辖区内不同年龄段的村民接受青年教育、成年教育,谋基础教育之普及。“国家应办的事,即教育上应办的事,政治上的应办的事,以教育方法出之;而教育上所办的事,必合政治上的需要,此即政教合一。”征学制是钮氏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外化。“此制自洛阳实验区实验以来,业已两月,以立论之扼要,方法之切实,颇堪引起国人注视,教育同仁时已近况见询。”据统计,吕庙实验村实行征学制以后,民众基础学校成人部男学生逐周出席情况恢复到开学时盛况,并一直保持到学期末;但对女子班逐周出席人数的影响却甚微。“在征学的对象里,绝对的文盲,成年妇女占最大多数。对于她们,方法又不能用得太生硬,随便了些,就永远没法将教育普及到她们。”为救此弊,实验区采用导生传习实验,训练在学儿童担任导生,已接受导生试验的校内学生在各队队长带领下,有组织、有秩序对校外民众进行传递教学,将教育送上门去,用传习方法来普及成年女子教育。据统计,吕庙实验区导生试验中由初级班2—4年级小学生担任传导生(男童41人,女童43人,女童中含有青年班9人),传习生与学众关系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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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可知,无论男童、女童传习生,与学员关系中,以母子、母女最为集中,占57%,姐妹关系占19.7%,三者加起来占总量的76.7%;男性关系(父亲、兄、弟)最少,他们基本被征学到民众基础学校。从传习生的学员年龄看,20—40岁之间的女性占了总数的58.8%,是征学制不易征入的成年失学妇女,传习生甚至还动员祖母7人来作学员(最大者73岁,其余6位60多岁)。导生传习制度的实施,使吕庙村99名女子学员得到补习教育的机会,其动员力量及对征学制的裨益作用可见一斑。

  鉴于洛阳县已于1933年实施保甲制度,社教社在进行技术路线设计时,强调利用固有的民众组织,让保甲制度发挥新的功能,严密组织,促成地方自治。为了有效推进民众基础学校系统,指导处运用政治力量,将各村村学加以切实整顿,合塾设校,并进行塾师训练、保甲长训练,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学董会,在其他15个村中各设立1所民众基础学校。第一年度征学制在吕庙实验村首战告捷,实验区气势如虹,将征学制和传习制“双剑合璧”,第二年度实验推至15个村。“由本区指导校务设施,示范教学,三月举行会考,两周举行集团训练,选派高级导生分布传习,协助教学。总之,各村学校在基础教育制度严密组合之下,日新月异,迈步前进,以希普及基础教育”。1935年10月20日,施教区成人班举行联合开学典礼,征学制在各村正式推行。试行之初,民众视征学制为具文,面对这种情况,指导处一方面派成员每晚赴各村轮流视察辅导,另一方面请保甲长严格执行洛阳县颁布的实验区惩戒规程,强迫成人班学员不能无故缺席。到12周各村成人班结课时,人数达到峰值。全区曾在第10周统一举行测试,有293人参加,成绩优良者占多数,“这不能不归功于征学制的运用,使他们到校整齐,学习程度自然划一了”。与征学制相配套,导生传习制亦推行至区内其他15个村庄。“吕庙村系北方农村的代表村,洛阳实验区以教育为本位,实验基本教育制,强迫征学制与传习导生制,以闪击方法,一年内完成村单位教育之实验”。基础教育制度实验除考察学习成绩外,儿童部学生注重举行集团训练,培养儿童集团意识和行动纪律,使得他们在协助教师教学、促进成人补习教育、交织普及教育网络的同时,为将来成为“推动乡村,建设乡村”的中坚力量打下基础。

  三、结论

  洛阳实验区是社教社的实验标本,“目前已知社教社推行过程中,获得较为系统、成熟的‘政教合一’的做法和经验”。1940年《教育通讯》刊发“洛阳通讯”,向社会各界宣布洛阳实验区实验完成:“洛阳实验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俞庆棠、陈礼江、赵步霞等发起,联络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协作办理,由陈大白主持其事。自开创以来,业已六载,事业实验颇著成绩。……从事单元实验,于乡建学术,殊多贡献。现该区以合约期满(1940年7月31日),业于今夏妥办结束。”时任中央监察委员、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给予高度评价:“以社教学术为中心,普及政治经济之实验,六年工作成绩斐然,此册不仅为社会教育之南针,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放一异彩也。”洛阳实验区“政教合一”事业的实验,是社教社与政府双方联合尝试和探索的结果,实验成果的推广所彰显的政治与教育良性互动,不仅巩固和提高了社教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的社会地位,而且共同主导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

  不同于以县政实验为中心工作的河北定县(以公民服务团为基础单位)、山东邹平(将乡农学校作为推行乡村建设的组织形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洛阳实验区“教育实验是我们实验工作之中心事业,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建设是各种建设之基础,以教育机构来建设社会新秩序,以教育方法来发展社会新事业,如是社会基础为最巩固,事业效能亦最普遍”。以政治力量为手段的征学制教育实验被广泛推广,“强迫征学制之实验,在普及教育学术之巨澜中,不蚩掷一巨弹,各省市因之多组织採行。”广西、福建、山东、湖北、湖南、上海、南京等省市先后颁布法令,实施强迫教育。1937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成年民众补习教育六年计划》,关于征集失学成年民众即采取“强迫征学办法”,1939年教育部颁布《战时失学民众教育实施要点》第二条规定:“如有事实上之需要,应即实施强迫教育,利用行政力量和保甲组织,强迫民众入学,以收速效”;《修订民众学校规程》第六条中亦有“凡超过义务教育年龄(十二足岁)之失学民众,应由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机关,依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办法之规定,分期督令入民众学校”。可见强迫征学制进入了中央社教政策的框架中。

  更为重要的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改造实验中,各式培训、训练都制定有详细日程表,这些日程表背后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渗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党歌、党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各种训练班、民众基础学校的生活课程安排中,教员们的身份、主要内容以及口号等,都成为国民党“党治”权威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文化运作方式,所构建的集体记忆为国家观念、政党认同做了坚实铺垫。“(洛阳实验区升旗典礼)民族意识是我国教育所亟应培植的,每当上早操时前,朝气方盛,即撞钟升旗,全体肃立致敬,村民每个人的心中又是怎样的动荡着国家观念呢?”显而易见,洛阳实验区通过巧妙的技术路线设计,将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进行抽丝剥茧,凝练为集体记忆的简洁文本,在这“丰富”与“简洁”背后,体现的是实验区在进行集体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维途径(包括时间空间和仪式议程、宣传口号等),而每一种途径都指向了实验区“政教合一”的实验目标,为目标的达成制造了可能。借助这种富含象征与隐喻的多维途径,社教社的精英们向实验区的民众们渲染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民众们身处其中,民族国家、党治文化、合作经济、新生活运动等流行话语体系,被安插在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实验事业中,多向度渗入他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洛阳实验区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绝不仅仅简单地将政治秩序投射到象征层面,还为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新的佐证,为新形式下的政教合一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单就完成6年计划的洛阳实验区来看,偏于一隅、似乎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进行,但其实验结果却与国家重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容纳儿童、青年、成年于一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新县制不谋而合,折射到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阳实验区的组织架构以及技术路线的价值,似有重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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