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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如何释放终身学习者的潜能?——朱永新与约翰•库奇关于未来教育与学习升级的对话


作者:朱永新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发布日期:2020年04月29日

【作者简介】朱永新,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美]约翰 •库奇(John Couch),苹果教育副总裁,(苹果公司首任教育掌门人)

【摘要】如何运用技术解锁未来教育与学习?如何运用网络为数字原住民升级当前教育系统,使之从原有的项目制学习过渡到当下的挑战式学习?这是中美两国学界共同关心的未来教育话题。通过对中美两国教育改革历史追溯与现实困惑的比较发现:中美文化与政策制度差异是两国教育改革形态不同的主要原因,但即便如此,两国社会与教育的关注点正从“教”转向“学”,教育变革对人的依赖性正越来越强,未来教育将共同向教育生态系统升级、校内外教育资源融合、构建多元学习中心构建等目标发展。不断完善现代学习内容并寻找最佳学习效应点,对促进我国未来教育与学习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技术解锁;网络升级;中美比较;未来教育;未来学习  

朱永新

[美]约翰 •库奇(John Couch)

  导读标题

  一、用技术解锁学习

  二、用网络升级学习

  三、用改革重塑学习

  四、用动机激发学习

  按语:朱永新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约翰?库奇为苹果公司教育副总裁,是乔布斯亲自登门邀请的第54号员工,同时也是苹果公司驻奥巴马总统“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和“连接教育计划”代表。2019年,朱永新、约翰·库奇分别出版了《未来学校》和《学习的升级》,详细描绘了各自对于未来教育与学习的理解与畅想。2019年7月23日,朱永新与约翰·库奇在搜狐媒体大厦就“学习的升级:技术如何释放终身学习者的潜能”话题展开了一段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对话。本文是此次对话主要内容的整理稿。

  一、用技术解锁学习

  朱永新:您和乔布斯是同事,我们中国人对乔布斯非常感兴趣,我听说他在教育领域也提出“乔布斯之问”——为什么我们在教育技术上投入了如此多,却远远没有像在工业领域、商业领域那样引起深刻的变化?我想了解一下,乔布斯是否真的提出过这个问题?您对于乔布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您如何看待用技术解锁教育?

  约翰·库奇:实际上,在网络上经常存在一些关于乔布斯的伪新闻,我认识乔布斯这么多年,我没有听说他说过这句话。在我的印象中,乔布斯聪明绝顶,才华横溢,很有激情,同时,他也很擅长讲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了对于苹果未来发展的愿景,当时他引用了来自《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比较了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完成一个固定距离的移动,谁需要的能量最少。最后的排行榜上,秃鹫排名第一,人类的排名很靠后。但是,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来了一个大逆转,那就是,如果人类用上自己发明的最慢的一种交通工具,也就是自行车,来跟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们较量一次,那么人类就会排名第一,大获全胜。苹果公司的愿景就是通过技术为人类赋能,就是说,如果自行车是人类的体力放大器的话,那么苹果的个人电脑就是人类的脑力放大器。

  我曾经和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跟学生们对话,其中一位学生问乔布斯,苹果公司想要招什么样的人?我当时想,苹果公司需要的应该是本科阶段学工程学,继而修MBA的人才。然而乔布斯的回答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想象一下圣代冰激凌,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两勺冰激凌球,也并不是在冰激凌球里放的那几颗草莓,或者说是那些奶油,而是其最上面的那一点坚果。他的这样一番话令在场的每一位学生都希望能够在苹果工作。

  我在《学习的升级》中提到过一个例子:说的是我们向圣玛丽中学捐赠Apple II 计算机,最后电脑被束之高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教训。它让我认识到,技术能成为学习强大的助推力是没错,但这种力量并非在每个人眼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在《苹果为何未能在学校中推广》(How Apple Lost Its Way to School)一文中写道:“如果没有谨慎认真地推广落实的话,我们的教育机构会将乔布斯‘脑力自行车’的想法变成无比枯燥的‘健身跑步机’,最终毫无成效(约翰?库奇,贾森?汤,栗浩洋,2019)。”

  计算机被放在保洁室落灰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因为它极其生动地告诉了我们,将技术带入学校、教室甚至课程安排里面,然后期待它自己发挥作用,是根本行不通的。最终以何种方式铺展落实技术,与事先选择正确的技术一样重要。据我观察,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技术主要有三种目的:一是提高效率,二是提升效力,三是完全改变学习体验。如今,在教学中使用技术,大多都是为了前两个目的,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仅将技术作为提高传统教学效率的“工具”是大大低估了技术的作用。

  人们经常说:“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虽然可以将技术(尤其是教育技术)视为一种工具,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将其视为工具,也不应该如此。想要真正重塑教育,我们就不能再为技术设限。我在《学习的升级》引言中就已经说到,数字原住民根本没有将技术视为一种工具,而是认为技术本来就是生活环境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然而,许多教师和家长还没有理解和接受这一点。举例来说,目前课堂上使用技术的一些最常见的方式有:使用数据库等后端软件制作电子成绩表单、建立无线连接、浏览互联网和打印练习册。这些例子都完美地说明了技术能提升效率—没有技术,这些事情同样能完成得不错,无非就是慢一些而已。虽然提升效率的益处也不少,但仅用技术来提升效率,较之技术真正能发挥的作用而言,可谓九牛一毛。要想改变教育确实不能光靠技术的力量,在诸多的演讲中被问及最多的就是有关技术和技术改变力量的问题,但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技术与教育本身的问题,是吧?

  朱永新:是的,技术与教育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我一直认为,仅仅靠技术是无法真正改变教育的。技术与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在中国与美国很相似的一点是,大部分学校—可以说80%到90%的学校—是为了买技术而买技术,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拥有了先进的技术,而从未运用技术。

  您曾经跟乔布斯说:“老乔你知道吧,如果所有学校买iPad都只是为了节省成本—因为学校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纸版教材的开销—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教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想法注定失败。”你批评说,很多iPad都只是在被简单地当作替代品,就像电子白板。电子白板真的改变教育了吗?没有。很多学校买了电子白板,然后骄傲地说,“看看我们的技术,我们走在时代的尖端”。他们只是在把技术当作替代品。“正因如此,技术反而得到骂名。身在苹果这样的公司,这一定是个非常有趣但又令人沮丧的立场,你的产品没有被有效使用,你却无法改变现状。”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怎样才能发挥技术的作用?

  约翰·库奇: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基础上提出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即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如果仅仅靠技术力量是没办法真正改变教育的,技术需要和教育理念共同推进教育变革。我观察到,很多学校在炫耀技术而不是运用技术,原来是在书本上学习,现在是在屏幕上学习而已。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方式,技术本身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所以,技术解锁教育,我认为最关键处其实在于改变生态系统。早些时候iPad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设备本身,而是苹果所创建的商店。苹果手机也是一样,它的关键点也并非在手机本身,而是革新了大家使用手机的生态系统,创建了苹果商店。对于教育,我们也需要像过去设备改变生态系统一样,通过技术和设备的使用,去改变学习的整个生态环境。

  “数字原住民”一词由企业家兼作家马克·普林斯基(Marc Prensky)首创,他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该词,用来指代1979年以后出生的人。数字原住民描述的是在数字世界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个人计算机、电子游戏、平板电脑以及手机。例如,如今的高中生都是在谷歌公司成立后出生的,他们连没有互联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他们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图书馆的卡片目录(甚至是借书卡),而是使用即时网络资源来寻找答案,如搜索引擎、维基百科或You Tube。2007 年推出第一代iPhone时,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当年还是小学生,如今,七年级中80%的学生都拥有自己的手机,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内容与应用程序。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各种设备的功能,更在于这些设备构建的虚拟平台和生态系统。有些人称如今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是“应用程序的一代人”。我经常听到成年人将现代技术称为“工具”,但数字原住民只将其视为环境的一部分,与我们这一代人看待“电”没有什么不同。我小的时候也不会将“电”视为一种工具,而是认为电就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普林斯基说:“数字原住民会以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处理信息。”这就是现在学生所面临的生态系统。

  数字原住民总是处于活跃状态,要么在现实世界中活动,要么在虚拟世界中活动。他们很少能够长时间地使用某项特定的技术以及从事某项工作,他们隔上一段时间,就要换新的。数字原住民一路从MySpace、Facebook、Twitter到Instagram再到Snapchat,他们感到腻了就会转向新流行起来的事物,这只是时间问题。还记得电子邮件吗?虽然很多成年人仍然依赖于此,但数字原住民却极少使用。正如上次晚餐时,我的小侄女语气温柔地提醒我说: “只有老人才用电子邮件呢!”这是真的。如果我发电子邮件给我的某个孙辈,我必须发短信或者在 Snapchat上发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查收一下。如果我们希望能与数字原住民打成一片,从而教给他们知识技能,我们就必须愿意与他们一起“喜新厌旧”。

  朱永新:其实在中国的教育领域,2017年10月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场高级教师对垒教学机器人的人机教学大战在高考大省河南上演:一方是3名具有17年教龄、获得过各种教学奖励的高级教师,另一方是智能机器人,他们对78名初中生进行为期4天的数学课程辅导。

  活动首先对78名初中生进行摸底测试,根据成绩平均划分为两组,分别接受教学机器人和真人高级教师的授课。4天时间里他们对初中数学做有针对性和强化的教学辅导,结束后再进行一轮测试,核算两组学生的分数提高情况。

  为了保证这次人机大战的公平公正,组织者采取了以下5项措施:第一,所有的前测卷和后测卷都由第三方教育局教研室资深教师独立出题;第二,4天的试验过程都进行了实时直播和录像,供所有人监督和回放复核;第三,试验过程中有媒体、艾瑞咨询公司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人员做观察员进行实地监控;第四,测试卷和智适应教学机器人上的试题经过媒体抽样调查保证无重复或类似试题;第五,对使用智适应教学机器人的学生的访谈都有录音记录备查。

  4天的教学过程结束以后,人机大战的结果是机器人人工智能教学全面碾压真人教学,在最核心的平均提分上以36.13分(机器人教学)完胜26.18 分(真人教学),在最大提分和最小提分两项上,机器人组也分别高出真人组5分和4分。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帮助教师更好地从教,未来的教育也会进入“人机共教”的新时代。这也是技术赋能教育的新突破(朱永新,2019a)。

  朱永新:您在《学习的升级》中将未来学习划分为三个要素,分别为访问、建构和编程。您为何会对编程那么重视?你认为编程是未来学习的语言,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层次的,编程是学习的一种方法,是建构式学习的一个过程,编程更应该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数字化时代的语言。

  约翰·库奇:我重新定义了教育ABC,A代表访问,表示未来所有的学生能够共同访问这些教育资源,每个人都能接上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有机会接触非凡的教师,进入优秀的学校以及使用变革性的技术去解决问题。B代表建造,表示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亲自去创造、去发现、去构建事物。通过学习使用工具解决问题,而非仅仅学习工具本身。比如学习利用新的3D打印技术或者创客空间实验室等现代技术。C代表code,也就是编程的意思,其中包含口令(类似于写较为基础的代码)和较深层次的后台程序员所做的编码,这个词能够表达我对于学习的理解,体现出学习的过程。比尔?盖茨说过:学习编写程序能拓展你的思维,能帮助你更好地进行思考,并训练出一种思维方式,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任何领域都有用。选择这个词的原因,是我想让学生成为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未来从事何种工作,他都要理解每件事情形成的样子,这类似于编程一步步建构的过程。

  二、用网络升级学习

  朱永新:可汗评价您说,您一直是在线学习方面的先锋,是最早真正了解课堂技术力量的人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您认为在线学习对于哪个阶段、哪种类型的学生最合适?对于什么学科的学习最合适?

  约翰·库奇:萨尔曼·可汗是可汗学院的创始人。我在《学习的升级》中提到了可汗创建可汗学院的过程,从给他表妹解释数学概念到发展为一所翻转课堂的在线学校。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一所在线学校,旨在为人们免费提供易于理解的学习视频,其内容涵盖了各种主题。萨尔曼·可汗在 2006 年创建了可汗学院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刚开始他只是将自己向表妹解释一些数学概念的过程录制成视频,上传到了 YouTube。可汗的讲解深入浅出,将复杂的概念化繁为简,很快就有其他人开始搜索、分享这些视频,且人数还不少。没过多久,先是数百人,很快就有数千人开始从这些 3~5分钟的视频中学习数学。随着制作的视频不断增多,最终,可汗决定将一切正规化。于是,可汗学院诞生了,很快就不再靠单个YouTube 频道承载。人们对这些短片的大量需求,单凭可汗自己去录制已经无法满足,于是,可汗开始扩张学院,并招聘那些同样善于将复杂概念化繁为简的人。通过扩张,学院的授课范围延伸到了数学以外的其他课程,有数十万人访问该网站进行学习。在顶峰时期,可汗学院拥有近1000万名活跃的学生用户,这使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教育内容学习平台。

  与此同时,萨尔曼·可汗已经从当初默默无闻的程序员成了如今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在 2012年,《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但名声对于可汗来说不值一提,他仍像当初那样谦虚、满怀激情,还保持着当年为他表妹录制数学视频的初心。可汗学院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可汗知道,仅靠在线学习是不够的。2016年,可汗开设了他的第一所可汗实验学校,这是一所隶属于可汗学院的实体学校,旨在将在线学校与现场教学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可汗实验学校成立没多久,我就和可汗见了面,并得到机会进学校参观了一番,见了一些该校的孩子、教师和家长。他们融合线上和线下学习体验的能力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可汗已经为可汗学院和实验学校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比如导师和辅导员,以及形式和材料资源,比如实时对话、访谈、游戏、挑战等。

  我觉得可汗学院在在线教育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在高中学习阶段。在线学习在学科方面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但在科学学科上的学习会让学生受益颇深,因为这些领域的在线资源会为学生提供真正的专家见解。另外,在线学习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比如在美国郊区的学校,他们可能并不会给学生提供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这时候,因为有可汗学院这样的平台,学生就可以在网上学习了。

  朱永新: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以慕课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的兴起,已经为弥补传统学校模式的各种缺陷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它既可以完成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要求的大规模教育的效率问题,也可以满足不同学习者对于教育选择的基本要求。自由选择课程,自由组织学习团队,自由选择任课教师,随时了解学习进度与知识掌握情况,自由安排学习时间,一种新的学习空间、新的学习组织形式,已经呼之欲出。

  约翰·库奇:目前在教育之外的其他方面,技术已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维基百科和Reddit正由于众包(多人共同在线编辑文档或解决问题)和共创(多人共同设计和创建特定项目)而迅速壮大。如今,通过苹果的iWork和谷歌的Docs这类免费软件进行的协作编辑,以及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进行的共享,正在人群中迅速普及。

  这种协同合作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线上,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共享经济已然出现。诸如汽车共享公司优步、房屋共享公司爱彼迎等这类创新型公司正是这种经济的领导者。共享经济已经席卷全球,而它正是通过移动技术得以实现的。虽然有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分裂,但移动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享经济,正在让我们重新凝聚起来。例如打车软件uber,没有实体,也不拥有任何出租车。

  朱永新:对于数字原住民来说,是否有必要进行传统的课堂教学?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课堂应该进行怎样的变革?数字原住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学习方式?

  约翰·库奇:对于数字原住民,我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方法。我的8个在10岁以下的孙子、孙女,他们每周只有两天在学校学习。我认为,新时代孩子拥有的社交能力和创造力都和我们不同。我儿子曾表示他在实际探索中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远比在学校更多。

  美国公立学校系统成立于1912年。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并不是鼓励学生的创造力,而是培养他们适用于工作的能力,“能够把他们父母那辈的工作做到极致”。一位在NASA工作的宇航员研究表明,在幼儿阶段拥有创造力的人高达98%,成年阶段仅剩2%,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教育系统,那么我们要反思教育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未来,学习应该更具灵活性,学校的形式可以发生变化,比如基于小区建立微型学校。我认为教育变革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家长拥有更多选择后,倒逼教育变革。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如果你希望世界有所改变,不要去想,去付出行动。”

  朱永新:您在书中提出了挑战式学习(CBL)的概念。在您看来,传统的教育是知识的单向传输,挑战式学习强调的是让学生自主发现知识。在书中您说道:挑战式学习是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升级版。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项目制学习是相对于问题式学习而言的,问题式学习就是我们过去在中国课堂遇到的学习方式,老师先把一些问题拿出来,然后跟学生一起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项目制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具备学习的很多要素,会经历学习的很多重要阶段。而挑战式学习是一种学习的性质,具有挑战性,所以项目制学习完全可以是挑战性学习。那为什么说挑战式学习是项目制学习的升级版?

  约翰·库奇:挑战式学习是一种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框架,它使学习者面临一系列个人和团队的挑战,从而使学习过程更具相关性和趣味性。我们先前探讨过参照系,现在请花几分钟思考一下当下很流行的一种学习模式,即项目制学习(PBL)。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将课程设计成了由学生驱动的项目。项目制学习的灵感来自约翰?杜威等人的实践学习理念,如今已形成一个粗略的框架,并在过去的10年中相当流行。项目制学习的交互性较之传统的教学方式而言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它也有其他问题。

  相对于项目制学习模式,挑战式学习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在整个过程中创造各种挑战、广泛使用技术。虽然这两个框架都是通过实践项目来使学习更加生动,但还是有一些关键的不同点。第一个关键的不同是,在项目制学习中,教师经常指定学生去完成某项目,而在挑战式学习的各种挑战中,教师通常会鼓励学生们一起设计自己的项目。对学生来说,这往往会使整个挑战相关程度更高,从而提升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认同度和积极性。

  第二个关键的不同在于使用技术的方式。在项目制学习中,技术并非不可或缺,甚至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使用技术,即便用上了,通常也只是简单地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而已。相比之下,在挑战式学习中,技术贯穿了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不仅收集信息时要用到技术,在沟通、协作和提升参与程度时都会以各种方式使用到技术。例如,某个项目制学习项目可能要求学生去找一段 YouTube 视频,作为幻灯片演示的一部分进行分享,而挑战式学习则可能会要求学生自己去录制一个 YouTube 视频,作为现场模拟的一部分进行分享。某个项目制学习项目可能会要求学生阅读某篇博客并做好笔记,而挑战式学习可能会让学生共同创建他们自己的视频博客,同时还得使用数字注释工具在博客中插入笔记。挑战式学习的目标是让学生不再是信息和内容的摄入者,而逐渐成为制造者和创作者。

  第三个关键的不同在于,项目制学习经常只限于能够在课堂或学校环境中完成的想法和项目,而挑战式学习则要求学习者积极加入更广泛的社区,针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实际问题,去设计方案并实施。比如说,当学生突然发现一只青蛙有三条腿,那么他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自己进行探索。但是在项目制学习中,老师绝对不会选择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这个这个问题,因为老师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把教育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了学生,权力的下放也是目前教育系统中所不具备的。想让学习变得对数字原住民来说更具吸引力、更有意义,挑战式学习并非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它的效果的确很好,达到了设计的初衷。

  三、用改革重塑学习

  朱永新:我认为教育的变革还是要自上而下的。工业革命时期需要生产者具备读、写、算的能力,那个时代的知识资源非常少,政府需要聚集他们进行集中授课。而现在,资讯随时随地可以查找。未来将是自主选择学习地点和学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需要学习赋能的因素和方向不一样,因此学校机构、学校形态和教学内容都要进行革命性重构。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内容难度适宜、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教育标准。在中国,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进教育改革,自上而下的力量会更强大。

  学习方式的变革,会对学习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越是自由,越是定制化,越是个性化,就越是需要建设高效优质的学习中心,越是需要国家力量的整合。教育是精选先进文化进行传授。教育首先要传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尚的价值观。国家有责任承担起这个选择,必须建立国家教育标准。国家教育标准要科学,但也应该更个性化,有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我们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太深、太难,我们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结构太庞大、太艰深了,造成了大部分的学生是在陪着少部分的学生学习。

  在未来,要打破这种模式,国家只需要给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可以了,关键是保证正确的价值观和基本的读写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领域的很多问题,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有问题。

  约翰·库奇: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大部分内容,我有一个域名叫Autonomous Learning.com,翻译过来叫自主学习。

  我觉得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在美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和行动力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美国政府每四年就会换届,换了之后可能不会进步。确实,美国新生一代的数字原住民生活的世界包括所拥有的社交、创造和合作能力等都和我们的时代大不相同。我在《学习的升级》中也举了一个例子:乔布斯当时来我家里劝服我去苹果工作,那时我的儿子四岁,他给了我儿子一台苹果电脑让他玩,和我的儿子说如果你喜欢这台电脑的话就要说服你爸爸来苹果公司上班,后来我儿子在大学期间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设计学。有一次我问我的儿子,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多还是自己使用科技探索课外的项目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告诉我是后者。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kindergarden是1846年一位德国人赋予的“幼儿园”英文名,拆分这个词可以直译为在花园里面养小孩。另外,当时创建幼儿园的人也在幼儿园的教学体系中设计了不同材料制成的九套积木,让孩子们拿着积木去花园里不断奔跑来观察大自然,然后用积木搭建自己观察到的大自然,孩子根据在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具体形象,再使用抽象的积木搭建方式描绘大自然。这九套积木在如今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的研究生教学中仍有所使用。在幼儿园出现130多年之后,乔布斯在技术身上看到了和积木同样的潜力,并且通过技术让大家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比如看电影、听音乐等等,这样的方式也更加民主化了。

  朱永新:学校变革也好,教育改革也好,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持续地努力很重要。但是我们的领导和校长往往频繁地变动更换,到了55岁就要退居二线,60岁就要退休,这样许多人就没有深耕的梦想,没有持久的考虑。这个问题好像美国也同样存在,我在讲演中也谈到,任何改变的关键都在于领导层。

  对你来说“最令人沮丧的可能是学校领导层的更换速度”。校长或负责人会停留两到三年,然后搬到其他地方。所以永远不会有变革的时间。你曾看到过不可思议的变化,可一旦那个校长离开,或者那个负责人离开,变革最终便不会实现。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个这样的故事,同时谈谈你对如何改变这种情况的思考?

  约翰·库奇:除了校长离职之外,学校管理人员的频繁更换在美国教育董事会、地区当地教育董事会也会发生。每位校长或相关管理者的任职时间有限,无法持续性地推进教育改革。目前,美国私立学校、特许学校、家庭教育都发生了很大变革,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

  我去年走访了全球100多所学校,很遗憾只看到了部分学校在微小层面的变化,没有见到真正发生完全系统性变革的学校。

  目前我所参与的三个项目开展的都是以挑战为基础的课程。其中,Lab shcool是针对3—4年级那些基础较为薄弱、跟不上学校日常课程进度的学生。我们有信心让他们在一年内赶上进度。我们和牛津大学合作,加上以挑战为基础的内容,在当地社区选拔适合的教师,资金来自美国政府对教育的拨款,以导师制培训教师,完善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一个月后,我们会发布相关白皮书,更多地说明教育应该如何变革。

  朱永新:斯坦福网络高中的线上课程模式也非常突出,未来公立学校的教学制度也会发生很大变化。美国的特许学校很大程度上把教育方式、教育内容还给学生。未来,校长任命和教师的聘请的方式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在未来学校将会成立一个个学习中心,学习中心没有以“校长室”为中心的领导机构,更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创业孵化器。

  关心学习中心长什么样子,必然绕不过一个问题:未来学习中心,还会不会有“校长室”这样的领导机构。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从我们过去的经验出发的。

  传统的学校往往管理层级很多,管理人员很多,工作效率不高。前几年就有网友反映,海南省某中心小学校本部设置了校长、教导处、德育处、总务处等领导岗位 16 人,其中校长就有 5 人。

  未来的学习中心将没有以“校长室”为核心的集权式领导机构。由于教师与学生双向选择,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助手和陪伴者,教师和学生都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与成长需求,彼此之间是以互相选择进行“投票”的,每一方的选择都遵从了自我意志,教与学都不再需要繁琐的检查和考核评价。同时,学生的自组织能力也是教师所要提供的重要教学与指导内容之一。

  所以,未来的学习中心,在教学的核心业务上是扁平化管理,甚至会基本成为自组织管理,会出现“多中心”的方式(朱永新,2017)。

  《学习的升级》里面提倡个性化学习,主张教育要变被动为主动。其实这个观点中国古代圣贤孔老夫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倡过,可是一直没能实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今天互联网改变社会的背景下,会不会比过去更有可能实现?

  约翰·库奇:其实我书中有个案例是这样的:在芝加哥一个学校,一个班学生存在六种不同等级的阅读理解水平。如果教师备课顾及班上每个学生,他们平均每星期要耗费4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但如果可以利用好科技,用大数据去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学生个人需求制定学习计划,同时根据学生数量和课室大小去设计课堂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可以帮助教师节省很多时间和资源。这是技术赋能教育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有个教育公司,对苹果商店的所有教育APP做了深入研究分析后,分别给某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个性推荐,并让他们每天坚持学习1小时,跟踪半年后发现学生的成绩平均提高了39%。

  和计算机一样,教育也需要一个能够满足当代人需求的系统。就现今的状况而言,需要满足的是数字原住民的需求。此外还需要能力卓越、眼光敏锐的领导者来确保系统的整个设计、推行和落实都能够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体系已经过时,并且与社会脱节。教育体系的使用者(学生和教师)完全依赖于该体系,但这种体系一直以来单是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就已经很吃力。修复体系(打“补丁”)或用新体系取而代之(从头开始)都不可取。教育体系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布线,升级教育操作系统,以便更好地将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连接起来。如此一来,学校就能成为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思维的沃土。只有通过对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布线,即从被动的教育模式转向积极的学习模式,我们才能在变化出现时及时去适应,而不用担心所作的更新使整个系统短路瘫痪。

  重塑教育意味着直面当今教育领域的最大挑战:即如何利用对学习的研究成果和当前技术去创造个性化学习体验,以更好地满足当今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去思考我们应如何激励、培养、发展、衡量和评估孩子以及老师。这意味着去理解和释放孩子的无限潜力,让他们去学习,去创造成功。

  还有一点想补充是,我发现中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化优势,当然这个优势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那就是家长对课外的补习班或课外活动的接受程度普遍偏高。这其实是家长意识到了个性化教育的优势。因此,如果将校外个性化教育带入传统学校,中国这种教育变革会比美国发生得更快。

  朱永新:您说中国的这点优势其实我不太认同。我认为未来学校没有校内校外之分,整个教育系统应该是打通的。新东方好的英语教育可以放到课堂,学而思好的数学教育也可以放到课堂。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课程,然后让学生选择。所有的教育资源提供方只要是高品质的,不一定要分校内校外,应该是打通的,合二为一的。

  21世纪以来,个性化教育与个性化学习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强劲的教育思潮。200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面向明日之学校教育 :使教育个性化》的报告,将个性化教育作为应对变革时代的重要教育议程,认为“一刀切”的学校知识和组织安排既不适合个人需要,也和知识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

  有一个来自欧洲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特点。在芬兰,有一所叫 Martinlaakson 的学校。学校里,有位叫佩卡·佩乌拉(Pekka Peura)的高中数学与物理老师,自称“教育黑客”,是芬兰推动个性化学习最有名的先锋教师。

  我们来看看这位芬兰老师具体是怎么做的。

  首先,学生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或独立、或自愿组成小组学习新的内容。随后,他们通过老师精心设计的练习不断巩固、检验自己掌握新内容的程度,并根据老师提供的准则(rubric)为自己打分。这些练习有核心、中级、高级水平之分,为进入下一级,学生需要顺利通过“关卡”,“关卡”包括自我测试和自评。在此基础上,学生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下一个主题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学习者依靠自主学习可以很快掌握新内容,而较慢的学习者可能只会通过第一道“关卡”,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得到教师的一对一指导和来自同组的进度较快的同伴的帮助。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做到按照自己的速度和节奏学习。最终,学生会根据自己在各“关卡”的表现和学习进展情况,为自己在这门课上的表现打分,该分数经过老师的认可后,会作为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终评。

  正如您刚才所说,美国的政府变化太快,很多政策都无法保持延续性,但是中国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只要我们认准方向,绘制一张蓝图,那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中国政府也会很快推进。

  您在书中说,美国的校长更换像走马灯一样非常地快,有些学校在某一任校长期间发生很不可思议的变化,但是一旦校长离开了,这种变化便停滞了。其实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到了55岁就要退居二线,60岁就要退休,这样许多人就没有深耕的梦想,没有持久的考虑。在我们一个长达19年的新教育实验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变革对人的依赖性实在是太强了些。

  约翰·库奇:我总是对教育体系的要求苛刻了些,因为我爱它,至少我爱它所拥有的潜力。事实上,我认为教育体系对一部分孩子来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但我希望它能适合所有孩子。而当年我需要适应的教育体系如今依然存在,这也是导致许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一切都能变得更好,我们所爱的东西也不例外。然而有趣的是,教育体系中阻碍我们改进的障碍,并非偶然存在,而是我们自己设计、亲手置入的。

  朱永新:根据北京的不完全统计,现在90%以上的学生都要进行课外培训,放学以后以及节假日都要去补习机构补习,应试教育造成了普遍的学习焦虑。

  但是,未来可能就不一样了,未来的各种培训机构,也可以转型为新的学习中心或者课程公司,类似今天的好未来、新东方等教育机构,将会成为新型的学习中心,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学习中心。正规的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打通了,甚至没有必要再把教育机构分成培训机构、学校、网络机构,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变成学习中心。凡是政府认定合格的学习中心,政府都可以为学生的学习买单。学生没有必要疲于奔命,一放学就要到补习机构去,可以根据学数学在哪里学最合适,学艺术在哪里学最方便,体育训练在哪里做最有效,来明确自己的教育需求。

  目前,北京部分区域已经开始尝试邀请好未来、新东方,以及各种艺术、科学教育机构,为在校学生开设相关学科课程和下午三点半以后的活动课程。对此,我们需要持续地观察,看看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成效是不是显著。但是,在理论上应该是完全可行的。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在全社会统一配置教育资源,应该成为未来学习中心的基本模式。

  约翰?库奇:确实,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使得教育资源合二为一,所以我不认同现在所谓的校内和校外的教育体系划分。我所指的优势是中国的文化优势,目前中国大多数人都选择校外教育,那么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正规的、主流的学校中来。和中国的支付宝、淘宝和高铁等一样,教育的校内外融合一旦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将会是世界上最快的。

  四、用动机激发学习

  朱永新:您在《学习的升级》中提到,要相信每个人都能成就非凡。这与我20年前提出的新教育实验的理念“无限相信教师和学生的潜能”如出一辙。但是,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或者可以说是教育常识,为什么不能够成为教师和父母的共识?为什么许多父母和教师总是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行呢?

  约翰·库奇: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根据我以往的经历,孩子都会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学生的成功和失败往往不在于他们有没有潜力,而在于教育者如何看待和激发他们,对孩子的期望会直接影响他们潜力的实现。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如果没有,那么一定是教育体制的原因,没有能够发现孩子本身的天赋和潜能。

  我的子孙很多,有人学的是建筑,有的是艺术,有的是医学。我绝对不会让学医的人去改学艺术或者让学艺术的孩子改学医。我一再教育我的孩子们,一定要充分尊重自己的选择,追寻自己的激情,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不要盲目复制自己父辈的选择。

  现在的学校一般都会排很多课程,但给每个孩子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时间很少。我有一个孙子在读建筑学,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道歉,说自己有两门课不打算上了,理由是他学习的建筑学中有一门课程需要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设计做成实体。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这上面,为此选择放弃了另外两门课程。我跟他说,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

  目前学习和教学体系中的主要缺陷在于:教育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判断学生的能力,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潜力,教育者没有给孩子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得以展示自己的潜力。我们需要明白,谈及一个学生是否成功,都只是自己脑中的想法。只有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想法,并且承认,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不能以我们的期望为人生目标,这才是实现真正改变的第一步。我所提出的由内而外地重塑教育,其核心就是认识到我们的偏见。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单个的个体,这种独特性至关重要。只有将人理解为单个的个体,拒绝使用平均标尺作为衡量人们的主要标准,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如何让教育改变孩子们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学校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在学生的课程计划中增加了一项新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由第三方老师和教学人员来实施,并且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其中,在电影制作这门课中,我发现有一位五年级的学生对电影制作特别痴迷并且也非常擅长,他的爸爸为了方便他更多的创作为他购置了一套非常先进的iPhone的语音系统。到了这个男孩八年级的时候,我们回到那个学校找到这个小孩,发现他非常出色并且有很明确的未来规划。而现在,这个小男孩已经成为非常著名的电影制作员。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学生是不可教的。同样,在我的书《学习的升级》中,也有一个关键词叫内在动机。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外在动机上,忽略了在学习中激发学生学习这个点的开发。我认为,老师的角色应该是去找到学生身上最独特的点,找到学生本身的天赋、兴趣和热情,然后以此作为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内在切入点。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机会去创新与创造,而不是注重他去背多少知识。如果有这样一个学校,能够认真认可学生本身无限的潜力,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这个学校是一定会成功的。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动力,就很难有什么能阻止他获得成功。教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学生极其渴望学习某样东西,那么,失职的家长、老师和学校合起来也阻止不了他们去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记住整首歌的词,却总也记不住5 分钟前刚学过的数学公式;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子游戏中的角色遇到复杂问题时,他们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技巧来解决问题,但在做数学应用题时却无法运用相同的技巧来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梦想成为职业运动员的男孩,每天有空打几个小时的篮球,却没时间做代数作业。所有这一切,都能用“动力最关键”来解释。如果孩子们学习某样东西很吃力,在大部分情况中,并非他们没法开窍,而是我们未能说服他们这样东西值得学习。

  在讨论动力的重要性时,我喜欢跟人分享我女儿蒂芙尼的故事。蒂芙尼的哥哥克里斯学习成绩优异,但她在学习上就很吃力,我们担心她可能有某种学习障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有些知识内容,无论以什么方式教她,蒂芙尼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但是,在和艺术手工相关的课业上她的表现都很出色。当蒂芙尼升入中学时,我们聘请了一个老师莉莲?利伯曼(Lillian leaberman)来辅导她。利伯曼很快意识到蒂芙尼具有很强的艺术天赋,而且是个视觉能动型学习者。她帮助蒂芙尼手工制作了一个中世纪城镇样式的房屋模型,以及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娃娃。每当蒂芙尼做手工创作时,脸上总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我从来没有将她追求艺术的热情与她在学术领域的表现联系在一起。

  蒂芙尼后来上了大学,学习心理学专业。那时,她已经学会了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但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姐妹会的朋友无意中看到蒂芙尼做的一些艺术品,立马被惊艳到了。“太棒了!你在艺术设计方面这么有天赋,干嘛浪费时间学什么心理学?”这番话让蒂芙尼幡然醒悟,没过多久,她就放弃了她的专业,转而追随她对艺术的热爱。蒂芙尼转学到奥蒂斯设计学院(Otis-Parsons Design College)开始学习时尚相关专业。在那之后,她学习从未觉得吃力过,因为她正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就像任何动力充沛的学生一样,成功随之而来。

  我记得,蒂芙尼转学到奥蒂斯设计学院不久后对我说:“我花了 14年的时间,学的都是我不擅长的,如同奋力推球上山,直到我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热情所在,如今,我终于可以轻松追球下山了!”她说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小时候制作娃娃时一样的幸福笑容。她随后获得了一项特殊荣誉即赢得了“金顶针奖”(Thimble Award),此奖是该校诸多令人垂涎的奖项之一。

  作为父亲,我从蒂芙尼的这些经历中学到的是,父母和老师常常认为如果孩子未能学业有成,就一定是他们有什么问题。而事实上,蒂芙尼在学校唯一的学习障碍是缺乏动机。一旦她意识到自已的热情和天赋所在并利用两者之间的“最佳效应点”将其最大化,她就能够开始发挥自己的真正潜能。

  蒂芙尼的经历使我更加坚信,教育孩子应主要在于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天赋、兴趣和热情所在。多年来,我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最佳效应点”。有时候,找到这个“最佳效应点”很容易(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对自己擅长的事情满怀热情。反过来,这可能也正是我们擅长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有很多孩子和成年人并不知道他们热衷于什么,或者可能擅长于他们并不热衷的事情,抑或可能热衷于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我认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帮助孩子们找到他们的“最佳效应点”,通过挖掘他们擅长的领域以及热切想要学习的东西,然后将其与孩子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然,我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教育界有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是关于如何激励一个人这个重要的问题(更别提要激励一整间教室的学生),是靠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行摸索出来的,没有人教他们该如何激励自己的学生。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标准和什么是最佳教学方法的讨论满天飞,但除非学生们真正参与并且有足够的动机想要学习教师教授的内容,否则那些讨论都没什么作用。相反,即使面对落后的教学方式以及极其有限的教学资源,动机被高度调动的学生也能学习任何想学的东西,并极有可能学成。

  我认为动机是有效学习的先决条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同意这种观点,但在教师培训项目中却很少教授如何调动学生的动机,甚至很少谈及动机一词。大多数教育学系都没有正式关注这个问题,那些关注了这个问题的学校,也只是将其纳入教育心理学选修课,充其量也就是一节课的内容而已。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动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常谈到呢?

  我们很少谈及学生动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无法定量检测,这也是科学和教育学系忽视它的主要原因。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孩子的测试分数或平均学分绩点得知他的学习动机有多强。我们当然可以问孩子们,但这就违背了学者和教育从业者所依赖的定量分析。诸如投票和调查等,都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这些往往被当作逸事证据而非严格的经验证据,因而无法受到重视。即使在定性研究中,如果我们向学生做问卷调查或参与投票,他们很有可能会给出他们认为成年人想要听到的答案,而不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尽管如此,即便没有多少关于学生动机如何影响他们的表现的定量数据,但关于动机的理论却很多。针对什么能有效激发动机,每种理论都有其各自的调查研究。

  朱永新:的确如此,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定要找到并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现在的学校更多关注外在动机。人们虽然出生时的起点不同,但这是可以改变的。对教育者来说,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更好地理解潜力和自身偏见,这样才能进入重塑教育的下一个阶段——激励孩子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力。你在《学习的升级》中也提到,激发内在动机的四个关键要素:自主选择、正确看待失败、刻意练习、坚毅的性格。能不能详细地解释一下,这四个要素究竟如何才能够有效地操作?

  约翰·库奇:好的。第一个关键要素是自主选择。让孩子自主选择学习新事物的方式,可以大大提升孩子的感兴趣程度。孩子越感兴趣,他们保持兴趣的动力也就越强。如果他们动力很足,功劳并不一定在于教师教授的课程,而更可能在于教师的授课方式。让学习变得有趣、吸引人并且有意义,几乎是让所有学习体验变得更好的关键。与学生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学生面临的压力。以前,在青少年体育比赛的场地边,总有一些“怒子不争”的父母,如今,这一大特色已经跨越到了教育界。世界各地的家长都开始往孩子身上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压力会导致应激,应激又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消极反应。作为家长,我当然理解父母都怀有“为了孩子好”的愿望,我也并不是说父母不应该去推动孩子们变得更好。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选择鼓励孩子,对于他们受鼓励去做的事情,至少他们应该有发言权。确保孩子们在目标上已经有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投入,是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关键。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教育故事,是在印度发生的“树洞实验”。那是苹果做的一个实验,是把平板电脑放在乡村的一个树洞里,然后一群孩子自己摆弄了半天就能够通过计算机学习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指导,但是孩子们就把这一套都学会了,这就是四个关键要素中的自主选择。

  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正确看待失败。正确看待失败这个关键要素实际上是耐挫力、意志力的体现,主要在于面对困难,不能退却。人们常说要“现实一点”,而我一直都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忠实信徒。很少有人会听到我说“不可能”这个词,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到过太多原以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现实。当乔布斯第一次描述他对于未来的宏伟蓝图时,人们也认为那些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我在苹果公司的工作,正是一段学习如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经历,这段经历也让我逐渐开始抵触“现实一点”这个想法。当与那些心怀巨大梦想的孩子们交谈时更是如此。许多梦想可能不一定会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不会实现。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刻意练习。这一条特别有意思,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做自己认为做得失败的事情。我们倾向于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愿意碰不擅长的事情。这意味着,除非父母、老师或教练告诉孩子“失败是值得鼓励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否则他们可能会认为失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对失败的负面解读,最终会使大多数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达到顶级水平。我们被教导的观点是,失败了一次就等于彻底失败。我们将失败视作结局,而没有将其视作必经之路,没有将其视作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失败,则无以为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是一个C等生,直到我选了一门叫计算机科学的课。当我上了第一节计算机科学课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门课,然后就瞬间变成了这门课的A等生。苹果公司一直以创新著称。但即使在刚起步的时候,乔布斯对我们的期望就很特别,几乎与你听过的苹果公司的所有事情都背道而驰:他希望员工们能够忽视过去,挑战现在的极限,创造未来。短期的失败不要紧,只要是向着长远的成功目标前进,就都会受到鼓励。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任何短期的失败,那就意味着当下的创新还做得不够。乔布斯希望我们能不断挑战极限,而只有通过不断试验(尝试)和犯错(失败)才能冲破极限。这种要求员工不断尝试以获得成功的方式,最终使我们在同行业中出类拔萃。

  第四个关键要素是坚毅的性格。请家长、老师和领导者记住,虽然失败是进步的垫脚石,但接受和处理这些失败所需的毅力同样重要。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不懈努力,而非力量或智慧,才是发掘潜力的关键。”无论我们称之为坚持、毅力、愈挫愈勇还是坚毅,我认为,确保每个学生都拥有这种态度,并能找到方法加以稳固,是重塑教育的关键点之一。

  朱永新:几年前我曾经接受过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一次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现在孩子们学习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世界各地的教育家回答的结果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17%。我觉得,大概可以保留50%,留下50%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建构属于他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来说,至少一半是学生自己喜欢、自己想学的内容,这样就能比较好地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了(朱永新,2019b)。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必须学习如此难的知识?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参与课程大纲制定和教材编写的科学家过于强调自己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强调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与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结果自然是不断做加法。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国的学校是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现在的考试评价更是以鉴别与选拔为主要目标的。所有的指向都是学术性与区分度,考试太简单就不容易区分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所以,学习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考试内容越来越深、越来越怪。

  其实,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维远远比科学知识本身重要。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学习经历、不同的学科优势,用统一的要求,让所有的学生学得很难,反而会压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大幅降低课程的难度。对所有的学生来说,只要掌握最基础、最简单、最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知识,具有承担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的能力,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内容则可以通过选修课程的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需要。

  比如说你的孙子学建筑,那么他就有50%的时间围绕他的建筑去构建他的知识体系,建筑需要美术、数学和力学等知识,那么他就可以去有针对性地学习。也就是说根据个人的实际生涯和个人理想去构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每一位现有的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自己建构的,主要不是在学校课堂上学的。所以,为什么不让学生去建构他们的知识体系呢?

  目前,很多学生学习变成了课上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情况,与其学习了之后又把绝大部分内容还给老师,不如通过自学,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学生应该学什么?究竟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曾经是教育家关注的头等重要的问题。1859年,英国学者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对当时学校中古典学科课程占据主导地位,重虚饰、轻实用的知识价值观非常不满。他依据五种人的基本活动,确立了按价值大小排列的各类知识。

  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后面的问题,即如何学、如何教、如何提高效率。学习科学成为当代教育的“显学”就是明证。学习科学是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由生物科学、脑科学、心理科学、教育科学等交叉形成的前沿学科,自 20世纪 80 年代问世以来,备受教育界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世界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方向,越来越多的国家筹建专门的学习科学研究组织和机构。

  我们国家也一直紧跟这个潮流,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学习科学的研究机构。为了提高教育界对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把控能力,2018年 11月,我参与发起的中国教育 30 人论坛在深圳前海举办了以“学习的革命:学习科学引领教育未来”为主题的世界教育前沿峰会。论坛邀请了海内外和两岸学习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分享学习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介绍学习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如何把学习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教育和教学实践。

  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上,课程首先是围绕着培养目标来设计的。这个思考,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中国古代就把“成人”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所谓“成人”,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含义。名词意义上的“成人”,在中国古代主要指德才兼备的成熟的人,类似于英文的“perfect man”。动词意义上的“成人”,则是指成就人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成人”就是用“六艺”等美好的教育内容来培养优秀的人才。

  我们回到历史,看看我们当年的“六艺”课程,就是很好的课程。礼,就是礼仪;乐,就是音乐;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书,就是书画;数,就是算术。你看看,这样的课程,对“成人”这个目标来说,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不是密切相关?这就是为活脱脱的生活而设计的课程,一个古代社会的精英教育的课程。“六艺”没有要求学生抽象地去掌握生命以外的东西。

  那么,未来的课程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形态?究竟应该把人类的哪些知识教给学生?不同的课程流派和专家有不同的主张,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人类知识的无限性与学生学习时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国家主义主张,要把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内容在课程中呈现;科学主义主张,要把科学的原理、规律、方法等知识在课程中呈现;实用主义主张,要把人类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教给学生。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种力量的平衡,各种知识与技能的叠加,课程内容越来越多,体量越来越大。

  这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我认为,不断做加法的课程,根本无法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举个研究报告的结论来表明我的观点。人类的科学知识总量,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到了20世纪初期是每30年增加1倍,20世纪50年代则是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70年代是每5年增加1倍,20世纪80年代是每3年增加1倍,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增加得更快。

  我们要学习那么多的知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正如庄子曾经说过的那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的生命去学习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的课程一定要改革。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是把学习与工作完全分开的。所有的学习都在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学习的课程内容,就是以后职业生涯必须用到的内容。但是,现在职场的变化日新月异,把学习与工作分开,把学习作为职业的准备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西方的调查表明,一个人一生的职业变化高达10次左右,而跨行业的变换,则达到4次左右。所以,传统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未来职场的生态。

  约翰·库奇:那么,你认为现在的学校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什么呢?或者说,究竟未来的学生应该学什么呢?

  朱永新:对于学生究竟要学什么,我们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它是以教师的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等十大行动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自2000年以来,新教育实验已经在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164个实验区、5200多所学校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实践,极大地改变了学生的生存状态、教师的生命状态和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了许多区域的教育生态。

  新教育实验以“为中国教育探路”为使命,在教师成长、课程研发、学校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索。近年来,新教育研究院的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新科学教育研究所、新艺术教育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正在以新教育实验卓越课程体系的理论为纲要,全面研发、完善一个个面向未来的卓越课程体系。

  我们认为,在以生命的幸福完整为终极目的和当下尺度,以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为潜在的理论工具,以活生生的人为中心的三维空间里,可以建构起未来课程的体系构架。我们可以把未来学习中心的基础课程体系,做成如下的设计:以生命教育课程为基础,以智识教育课程、道德教育课程、艺术教育课程为主干,并以“特色课程”为必要补充。这些课程的落脚点不同。生命教育课程,落脚点在“拓展生命的长宽高”。教育首先是为生命而存在的,命都没有了,还要教育干什么?所以,涵养生命是教育的天职。对生命的发现、挖掘、探索和追寻,是教育的永恒主题。生命教育课程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围绕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展开,旨在引导学生珍爱生命,积极生活,幸福人生,拓展生命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从而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智识教育课程,落脚点在于“真”。智识教育课程包括大科学与大人文课程,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文理课程,主要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与地理)等,这是传统课程的主干部分。之所以不用文理课程或智力课程的概念,一方面是我们用融合了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的大人文和融合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大科学的理念重新构建了智识课程;另一方面是因为“智识”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我们对于课程本质的思考。因为课程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形成用以统领知识的智慧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所以主要采取项目制学习与主题性学习的方法进行学习。道德教育课程,落脚点在于“善”。道德教育课程的目标是培养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认同、理解、遵守与维护我国宪法,关心及参与公共事务,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承担责任的能力,对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有归属感的现代公民。主要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技能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公民课程作为实践性课程,更多以培养社会责任感、领导能力和经济生活管理能力(财商)为公民教育的抓手。艺术教育课程,落脚点在于“美”。艺术教育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在学习艺术的知识、欣赏优秀的作品、习得艺术的技能的基础上,掌握艺术的思维,拥有艺术的品位,具有艺术的精神,传承人类的文化,陶冶丰富的情感,培养完善的人格。艺术教育课程不是为了培养职业艺术家,不是艺术尖子和精英的选拔与培育,而是源于儿童天性的自由发挥,注重艺术欣赏力和艺术情怀的培育,是源于艺术(每个儿童的自然天性)、通过艺术(无处不在的中介作用)、为了艺术(艺术化的人生目的与境界)的教育。艺术课程不是简单的美术和音乐课程,而是融合了美术、音乐、书法、雕塑、创意电影、戏剧等艺术样式,用大艺术概念整合的课程。以上课程,不应该超过学生学习内容总量的50%。这样学生就有时间从容地学习自己的“特色课程”。特色课程解决的是“个性”问题。在重新设计智识教育、公民教育和艺术教育课程后,为特色教育课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从人的成长来分析,每个人的知识体系和智慧结构基本上是依靠他自己来建构的。如果所有人都学同样的课程,就难以形成每个人独特的知识体系与智慧结构。而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学生是无法实现这样的建构的。因此,必须把学习内容的选择权,把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可能。研究怎样在有限的生命空间去学对个体生命最有用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约翰·库奇: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好。在我看来,我对于课程的愿景包括家庭、社区、世界以及理想或者目的,我们将这几点与联合国所制定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PP结合在一起,这与您所说的非常类似,我觉得这可以叫英雄所见略同。

  之前我和我的老板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面前是2万公斤重的棉花糖,你会怎么把它推开?因为它是软的,所以推一下它会弹回来。那么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一口一口把这2万公斤重的棉花糖吃掉。我们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步一步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孩子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约翰·库奇 ,贾森·汤, 栗浩洋 . (2019)。 学习的升级(徐烨华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朱永新, 等。 (2017)。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5(04), 15-30.

  朱永新。 (2019a)。 未来学校。 北京:中信出版社。

  朱永新。 (2019b)。 未来已来, 学校将面临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1-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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